艺术与时代——克里木特的启示

文/孙书柱

在维也纳粮食大街的拐角，在有名的“小吃广场”北首，立着一座方座圆顶的金碧辉煌的建筑，圆顶是由涂金的桂叶片缀成的。这座楼就是维也纳的著名景观之——赛彩秀展览馆；赛彩秀译过来意为“分离”，因此，展览馆也称为分离派艺术展览馆。

奥地利分离派的产生是奥地利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

1897年，一批以古斯塔夫·克里木特为首的年轻艺术家退出了“维也纳造型艺术家合作社”，即“维也纳艺术家之家”，组织了“奥地利分离派造型艺术家联合会”，并由克里木特任首届会长。对于分离派退出艺术家合作社和成立分离派联合会，克里木特在致合作社领导的一封信中写道：正如理事会已经知晓的那样，合作社内部一批造型艺术家多年来致力于让他们的艺术观点得到重视和发挥作用。这一观点的核心是意识到那种必要性，即使维也纳的艺术生活与国外艺术的进步发展生动活泼地连接在一起并将展览置放在一个纯艺术的、摆脱市场特征的自由的基础上，并由此在更广泛的范围里唤起成熟的现代的艺术观念，最终促使官方世界实施对艺术更高的注重和维护……志趣相同的奥地利艺术家的核心思想是首先在我们当中，以后当在广泛的奥地利具有基础时，努力在整个帝国突出艺术活动和艺术兴趣。

显然，分离派要在社会和国家领域中实现他们的艺术使命，这几乎是一个艺术革命的宣言。

第二年，分离派自己的展览馆——赛彩秀建成了，并在那里举办了分离派的一个展览；分离派同时出版了会刊《圣春》。赛彩秀展览馆是由分离派画家、建筑设计师约瑟夫·玛丽亚·奥尔布里希设计的。建筑的风格体现了分离派的艺术观即后来被称为“青春风格”。

在赛彩秀展览馆举办的第一个展览，改变了以往的展览方式，是一个主题展览：贝多芬。与贝多芬相关内容的艺术作品，贝多芬雕像，贝多芬音乐理解，绘画等。克里木特根据理夏德·瓦格纳对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解释所做的“贝多芬壁画”成了当时展览的热门话题。

与展览同时出刊的《圣春》，以章程的方式公布了分离派艺术家联合会的纲领。其中心内容与克里木特致合作社的那封信是一致的。

当然，分离派的产生是一场斗争的结果。早在分离派退出艺术家合作社之前好几年，合作社内部的艺术家们已经产生了思想上的分歧。以克里木特为首的一批年轻艺术家忍受不了合作社学院派作风、风格，保守僵化的艺术观和创作实践；他们对合作社的强烈商业兴趣也很反感。

分离派的诞生，震动了维也纳艺术界，反对的、攻击的和赞扬的、支持的各种意见纷纷扬扬。到20世纪的50年代，仍然有一些知名人士发表对于分离派不以为然的看法。比如阿贝尔替那艺术馆馆长曾经说过：古斯塔夫·克里木特当时就受到了令他痛苦的拒绝。一个经典美术信仰动摇而竭力固守传统的世界，必须强烈表示反对，感到不仅仅它的美学遭到威胁。但是，分离派及其艺术不但立住了脚，得到了承认，而且被看作为奥地利艺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派别。分离派的艺术家，特别是克里木特，在今天广为人知且深受大众喜爱。有的评论家说，当代的艺术家中，没有人比克里木特更受欢迎和喜爱。

现在，在很多人家的卫生间、卧室、客厅都能见到克里木特的作品，在织物上、家具上、化妆品上、邮票上以及种种旅游纪念品上，在新年音乐会的广告上门票上，在维也纳交响乐团的广告上节目单上，在银行的宣传品上……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复制的克里木特艺术品，而被利用最多的是他的画作“吻”。 “吻”收藏在百乐宫的国家画廊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往往到百乐宫就为了看看“吻”。

“贝多芬壁画”为奥地利国家文物局收藏并永远固定陈列在赛彩秀展览馆地下室的三面墙上；那里参观的人日日络绎不绝。

但是，艺术史学家告诉我们，克里木特和他的分离派的贡献，绝不仅仅在于他们开创了新的领域，运用了新的手法，营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并使用了新的材料，也不仅仅在于他们把绘画、雕塑、建筑融为一体构思和创作；他们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影响，之所以广受爱戴，也绝不仅仅因为技艺的精湛。更重要的是，在艺术发展史上有巨大重大意义的是，克里木特和分离派适应时代和社会的要求和需要，勇敢地从僵化的传统走出来，走出了一条新路。

当代美国著名的艺术史学家卡尔·绍斯科在评价维也纳分离派现象时，把它归纳为，艺术家主观上作品上展示出透过由经济和政治引发的危机的一种展望。

绍斯科分析了奥地利当时时局和现状指出，在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的市民阶级，政治上不能染指政权，经济上工业化进程受挫，留给他们的就是将他们的积极性转移到理论、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借以平衡这个阶级的心理。而克里木特的分离派正是这个阶层的历史代表。绍斯科还指出，分离派不是革命和起义，它只是代与代之间的矛盾，是心理上一种“奥狄普斯反抗”，是儿子反抗父亲，反抗传统。而这一切正是当时时代和社会的要求和必然。

因此，雕刻在赛彩秀正门上的格言“给时代以时代的艺术，给艺术以艺术的自由”，是极富启发的。

当时，对克里木特及他的分离派的艺术家朋友们本身来说，创出一条新路也不是偶然的。克里木特受的也是传统教育，最初也用传统观念和手法进行创作并且取得了一项又一项成果，至今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在皇家剧院等都还可以看到克里木特的传统力作。但他具有时代的敏感嗅觉和走出传统的勇气。非此，那么分离派的代表人物也可能就不是他了。

当代特别引人注目的艺术家百水，也是时代的产物，是给人诸多启发的现象。百水早年用传统的方法创作，后来在绘画上建筑上大量运用葱头形状和符号图案，为维也纳的建筑和画坛平添了奇特的形象和色彩。百水自己说：“一个画家应当是一个前卫，应当走在非常迫切的生态和社会要求的前列。一个画家应当模范地为反对消费社会行动，他应当像表率那样走在前面告诉人们，怎样才能没有浪费和铺张的生活。”

百水所处的时代不同于克里木特也不同于希勒。百水的时代对环境和生态平衡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同时，百水所处的时代，欧洲发达国家包括奥地利，吃得太饱生活太好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

同样，无论克里木特还是希勒和百水，他们自己的发展又都表明是实践了艺术的自由。

奥地利有悠久的丰富的文化历史和历史文化遗产及传统。但是，奥地利政府重视在文化艺术领域促进创新。

我有一次在奥地利联邦艺术和教育部外事司司长S女士处结识了一位画家P。P是非常前卫的。他的身体左半边从头发开始向下直到鞋子是一种颜色，右半边是另外一种颜色。我在和他谈话时一直思考，他衣服的色彩是涂上去的还是布料本身的。他指着司长对面他身后墙上一幅巨型油画说，那是他的作品。但我仔细看看，那上面和他本人一样，除了左边一半红右边一半黑再也找不到其他。我挺起身想找出个点儿来，但他说：“这是我用脚丫子画的。” S司长说，政府提倡艺术创新。这幅画是用一笔专用资金购买的。

但是，那时我糊涂了，弄不清在S办公室我所经历的，究竟是不是时代的要求和必然，还是仅仅是艺术的自由呢？

孙书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协会资深翻译家。曾任文化部派驻西德使馆文化处干部、文化部外联局政研室副主任、文化部派驻奥地利、捷克使馆文化参赞，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杂志社》社长、主编。现被聘为中国艺术节基金会理事。出版著作：散文集 《宁静的伯恩》《走不出的咖啡馆》，诗集《莱茵河上的月亮》《乘着咖啡的芬芳》，译作《爱尔兰日记》《深蓝》《第三帝国的艺术博物馆》以及德语国家现当代诗选译等。